抗战胜利后，中国迎来了第一个极为艰巨的工程任务，那就是修复黄河。
1938年6月，在国民党军队的决策下，黄河大堤在郑州花园口被炸毁，成功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南下。但这一举措同时也导致了豫皖苏44个县遭遇严重的黄泛灾害，约有90万无辜百姓在这场洪水中丧生。
随着抗战的胜利，国民政府立即着手修复花园口的决口，计划引导黄河回到原有的河道。曾经断流八年的黄河河床、堤坝，以及长年在此耕作的40万农民，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与挑战。这一宏大的工程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，还牵涉到数百万人的生计和未来。
为了避免修复工作带来新的灾难，经过多轮谈判，国共双方最终在1946年5月18日达成了重要的《南京协议》，并决定合作修复决口下游的河堤，同时堵住决口。从此，黄河复归故道，修复工作进入了加速阶段。
展开剩余78%这一浩大工程，从1946年2月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的成立，到1947年3月15日决口完全合龙，历时超过一年。根据史料记载，整个修复过程分为三次实施，每次都面临不同的挑战。
首先，工程开始时面临的主要难题是：决口宽达1.4公里，其中河槽宽约460米，浅滩则延伸至1公里。1945年冬季，决口水流流量已达到746立方米每秒。此外，由于长年涨水的原因，原有的故道河床逐渐被淤塞，导致河床在短短几年内上升了超过2米。而决口上游的河床已经被水流侵蚀，深度达到了2米以上。换句话说，要想让水流重新回到故道，不仅需要堵住1.4公里宽的决口，还得将水面抬高近4米，才能让水流顺利进入低洼的故道。
面对这样的巨大挑战，国内外的水利专家经过细致的研究后，提出了堵口的总体方案：在河面上打桩、架设桥梁、铺设铁轨，用火车不断往河里倒入大量石头，填平决口，逐步抬升水面，引水入故道。工程必须在枯水期进行，以避免水流过急造成二次灾害。
1946年3月1日，工程的第一批工人正式到达现场。经过组织协调，1826名来自各地的工人就位，其中多数是来自黄泛区的灾民。这些工人得到了以工代赈的机会，不仅获得了工资，而且吃的是“洋面”，因此大家的工作热情非常高涨。到4月时，现场的劳动力已迅速增加到12183人。
工程的实施依照国外专家的建议，首先在决口两侧打桩，然后在桩之间填充石头，逐步把决口堵住。而为了运输大量的石料，黄河大堤上特意铺设了专用铁路。火车不断从外地运来石头，并通过吊车将石头装进大铁笼，吊起后投放到水中。这样的作业每天都在重复进行，直到汛期到来。
然而，随着汛期的到来，黄河水位猛涨，急流冲走了大量已建好的桥桩，导致工程陷入失败。9月汛期结束后，施工人员重新恢复了工程，开始了第二次堵口。
此次堵口采取了更为传统的中国方法——柳辊法。即使用大量圆柱形的柳枝捆绑成辊状，中间夹入稻草、秸秆和石头，用来挡住水流。同时，结合了国外打桩法，两种方法相辅相成，效果良好。具体做法是：在西坝边打桩，边填石头，以加固桥桩；在东坝则用柳辊逐步填充，以让水流更多地从东坝经过，保护桥桩的稳定。在决口上游，工人们还用连体大方船建起了浮桥，并在浮桥上不断投放柳辊来稳固河底。多管齐下，经过长时间的昼夜不息的努力，桥桩得以修复并进一步加固。
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，火车上铺设了铁轨，使得更多的石头通过铁路被运送到河口。通过填石、抬升水面，水流渐渐恢复向故道流动的趋势。
进入1947年1月下旬，第三轮施工如期展开。这一阶段的工作因突如其来的冰凌灾害而受到阻碍。黄河的水面上漂浮着大量的冰块，冰凌使得原本已经修复的桥桩再次被冲毁。工程不得不暂停，直到凌汛过去后才继续。吸取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，第三轮工程进展较快。工人们围绕被冲毁的石坝，使用大量的石头和柳枝加固堤坝，填充水流的空隙。
为了避免春汛的再次爆发，地方政府还特意增加了工人的数量，现场人员密集如蚁，协作精神空前。各种工具、石料、柳枝和秸秆等都被合理调配，推动着工程的顺利进行。最终，在全体工人齐心协力的努力下，决口终于在3月15日完全合龙。
根据历史记载，这项庞大的工程一共进行了三轮施工，历时一年多，参与人数达到数万。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表明，这项工程的土方工程量达到了230万立方米，使用了20万立方米的石头、购买了1亿斤柳枝、3800万斤秸秆、以及超过20万根木桩等各类材料。整个工程的成本相当高，甚至有人戏言：“堵黄河口，简直就是把钞票往河里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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